反体制（反体制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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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反体制，反体以及反体制言论对应的制反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体制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言论

如何评价奉俊昊？

奉俊昊是极其会讲故事的导演。

编导合一创作习惯也使我们能相对不受过多干扰，制反比较清楚的体制讨论他的个人特色。

一、言论毁灭型悲观主义小人物之友。反体

1、制反社会性题材

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体制奉俊昊非常倾向选择与生活贴近的故事题材，挖掘现实生活本身的言论戏剧性来折射社会现实。

●《绑架门口狗》，反体现代人普遍存在的制反精神压力被狗引爆后的闹剧。

●《杀人回忆》，体制各国都常见的女性受侵害事件。

●《母亲》，小药材店老板娘母性的善恶相对论。

●《influenza》，不良青年进化史。

●《雪国列车》，封闭车厢社会学。

2、人物去英雄化

主人公大多是社会底层人士，具备小人物式猥琐感。反传统角色设定。

●《汉江怪物》，反传统父亲形象，塑造痞子气男主。

●《母亲》，反传统母亲形象，塑造黑化母爱。

●《杀人回忆》反传统警察（正面：高大全救世主。反面：蠢笨无责任感。）形象，塑造正负面皆有的饱满警察。

●《雪国列车》，反传统「救世之星」，男主有黑历史，性格也并不坚毅。

3、从社会之苦到人之苦的讽刺

●不割裂人物与社会的责任，不将单一地所有责任推给体制与外部。进行对体制和人物本身的双重讽刺，强调人物与环境共同作用。全面批判的过程中不偏袒某方。

《汉江怪物》，讽刺美帝，讽刺韩国体制无能。

《南极日记》，讽刺人的宏大理想与事实对比的可笑，讽刺困境中的人性。

《杀人回忆》，讽刺安全体制，讽刺小人物本身性格的自我矛盾，同时表现对自己国家的忧虑。

【《雪国列车》，在他之前的电影中相对较为清晰的正反双方基础上进一步模糊了边界。

尤其注意：它并非是很多人所说的「反体制」，甚至与传统的同类片比较还带有相对意义上为体制辩护的成分。

在传统电影中，反抗者通常都遭受了毫无原因的非人压迫，但在此片中这种不公的压迫带来的正义感被弱化。甚至没有正义方——反抗者的动机是并不光明的。

因为反抗者是依靠 Wilford提供避难所与食物才得以幸存的（注意：是直接的施与，而非反抗者付出劳动换取报酬的交易。），所以虽然施恩者对受惠者待遇并不高，但那个前提仍然给反抗者本身带上了很严重的「得了便宜卖乖」的嫌疑。

奉俊昊这次依然没有站在所谓的底层或高层任何一边，片中双方行为的动机都是合理的，所有人的行为几乎都是出自于趋利避害的本能。

在片中甚至明显地展现了末节车厢人的无知与非理性。海洋馆寿司店旁，黑人母亲 Tanya和列车部长 Mason的对话就能展现出两者对于「合理控制——平衡」的认知差异。

Wilford 对 Curtis所说的那一大段话是洗脑，也是真心话。

而这种过度反抗的后果，就是整个世界的崩坏。

总的说，这次表达的主题是体制的宏观稳定与部分人利益的矛盾—— 没有人觉得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即「体制内没有赢家。」】

●不划分绝对意义的好人与坏人，塑造立体人格，人物极少「主角光环」附体，不开挂，不赋予人物神性，彻底回归人性。

这也是他电影压抑感的来源之一。

【上面这点是针对他的大部分电影。但《雪国列车》例外。男主出现了严重的「主角光环」附体，人物虽然也是有黑历史的善恶两面兼备的领导者，但是并不立体，并不饱满—— 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能解释他凭什么成为救世之星，凭什么他就能得到那么多人的信任。】

●不动过多恻隐之心，不给人物过多善意。奉俊昊电影色调大多色调冷峻，比较爱好使用长镜头+斯坦尼康来提升情绪上的真实感。且热衷于毁灭其他电影中常用于承载「希望」的存在。列个表。

《杀人回忆》女学生。

《汉江怪物》小萝莉。

《母亲》援交少女。

《绑架门口狗》小狗。

《雪国列车》有意外

加上细节的步步紧逼如《母亲》开头那组的刀切镜头，更显压迫。

他的电影里没有人能活得高兴。

也正因为 1和 2提到的他所说的故事，所说的人物与我们日常所见人相近，而情节本身又及其勾人，在所以能够产生非常强大的移情效果，令观众产生强烈代入感。

二、花式故事杂耍大王。

他电影的故事都非常扎实饱满，逻辑严密无硬伤。相较朴赞郁电影视听上的美学享受，奉俊昊带给我们的快感更多来自故事本身。

1、反传统——大反转与段落反转

传统的犯罪片、科幻片等等，是有一个套路的，从整个电影大情节到小段落都有某种思维定式。

而奉俊昊擅长分散你的注意力，按照思维定式进行大量错误方向的暗示，令你陷入他误导中的后续剧情猜测，然后抛出反定式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果。

不光是整个大故事结局令你难以猜中，甚至在单个段落内也会进行数次反转，在你以为主角要脱离困境的时候、以为有希望了的时候突然掐死线索，令情绪突变。

例：

《汉江怪物》男主女儿的生死。

《绑架门口狗》楼道追逐戏。

2、情绪张力的刻意压制。

●自私的惩罚：跟第一点中的第 3小点有关，奉叔十分精准地把握到人热衷于推脱责任的心理。

类似于：当朋友受伤害，我们希望把伤害他的人打一顿，结果发现是他自己的错。

我们自己犯了罪，想找借口怪罪他人，却被绑在测谎仪上无所遁形。

而由于强烈的移情作用，观众下意识把自己代入了主角的情感中，会站在主角的立场上，产生「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做的都是对的」的思维。例如《母亲》出于「保护孩子」目的、《杀人回忆》出于「查找凶手」目的、《influenza》出于单纯的「生存」目的，种种目的都看似有正当理由。

而奉俊昊就喜欢强调「你是错的。」

但不管是《杀人回忆》中警察对自慰男的拷打，还是《母亲》中的荒屋居住者的结局。不论动机多么迫不得已，总归是为满足一己之私而伤害他人。

观众（主角）在「别无选择」而行「亏心事」时受到绝望、羞耻、焦虑等等负面情绪缠身，怨气又不能转嫁他人，只能自伤经脉。

说奉叔，不能不提朴赞郁，朴赞郁暴力美学虽然看似口味较重，但经过渲染后锤锤入肉带来的大开大合式神经质是可以满足观众的发泄欲望的。

而奉的暴力行为始终较为冷静克制，尽力不做过多情感渲染。加上极少出现纵情大哭或大笑的戏。即便有，也是在「哭出来」之前就转换场景，情绪未来得及发泄就被堵住，彻底保持封死你心理情绪宣泄点的目的。

● 节奏的掌握：

用镜干脆，毫不拖泥带水是所有好导演的品质（若是没有剪辑权的导演，那就很多是好剪辑的品质）。

而他的特别之处在于——热衷于提前一步——即前一点提到的，情感发泄的及时卡断。

众所周知，好电影的剪辑，每个镜头一定一帧不多一帧不少，务必卡在最妙的剪辑点上。

而他几乎所有的作品，涉及到表意性的、情绪饱满上升的镜头，都会在正常电影的基础上减掉几帧，刻意卸掉一分力。

这一点看似微小，但正是这一点特别而精准地加强了前面所说的负面情绪带来的滞涩感和焦躁感（男同志请脑补箭在弦上突然发现丁丁被切掉了一截的感受）。

三、商业之星。

奉俊昊是韩国票房第一导演，这方面一直玩得很溜。

他很少探讨过于深邃的哲学隐喻，多注目于社会。虽然艺术风格没有朴赞郁浓厚，但带来的好处就是片子相对而言老少咸宜，各个文化层次的人都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是专业人士和发烧友心中的「好电影」，也是进电影院吃爆米花谈情说爱的人心中能值回票价的「好看的电影」。应该商业上能走得比较顺。

非他导演的编剧作品我只看过一部——《南极日记》，坦白说感觉剧本欠火候，伏笔处处最后却留了大坑，明显不完整。不知是否导演问题，如果不是，那不排除他导演水准大于编剧水准的可能。

奉叔自编自导的作品还是很棒的。

至于演员，因为不是他主业，也没做过多关注。

总之，奉俊昊是一个能把艺术水准和商业价值完美融合的优秀导演，这很难得，不要问我为什么。

目前没有发现他其他的缺点，不知是否爱太深以致障目。希望有发现他缺点的人来跟我聊聊。

还有一些是要结合电影史的角度思考的，等我再多看点了来探讨吧。。。

谁能全面的解释一下日本的左右两翼？

“右翼”一词最初起源于法国。在法国大革命后的议会例会中，坐在议长左方的是激进的雅格宾派，坐在议长右方的是保守派。自此以后，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激进派就被冠以左翼的头衔，而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等具有保守特征的派别就被冠以右翼的头衔。近代操纵日本政治的是在左右两翼之间寻求平衡的自由主义派别。正如战前统治日本的不是右翼一样，战后统治日本的也不是左翼。但从整体上看，战前偏右、战后偏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的总体趋势有偏右的征兆。

一般来讲，基本上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右翼概念来理解。右翼具有狂热的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式的对国家过份的忠诚以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视。他们强调民族使命，具有打破现状、发动政变的强烈愿望。

右翼对于自身的界定以及左翼对于右翼的界定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右翼认为自己的言行体现了“爱国精神”与“革新精神”。但左翼却认为右翼体现的是“反动、保守、排外”的政治态度，双方各执一词。

右翼自身也存在着矛盾性。不能因为他们强调民族传统文化而无视其极端的暴力行为，也不能因为其反西方就被扣上一顶“反革命”帽子。正相反，日本右翼的革新精神决不亚于日本左翼的革命精神。日本右翼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及社会思潮，其思想特征体现了日本社会底层人们的精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保守与革新的双重性格。它根植于日本社会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又对传统文化进行极端式的解读。日本右翼不论在近代还是在现代，其主张都无法占据主流地位。因此，日本右翼打破现状的意识极为强烈并往往采取极端手法。对传统的右翼、以及目前的“新右翼”要加强研究，因为能够对日本政局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这些人。

日本右翼源于幕末明初的“尊王攘夷”运动。筑前福冈的“玄洋社”是日本右翼的最大源头组织，为日本右翼团体鼻祖。战前右翼的组织构成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粹派的“封建式日本主义团体”，另一部分是革新派的“近代国家社会主义团体”。有代表性的国粹派右翼组织有：玄洋社、黑龙会、大日本国粹会、大日本生产党等。有代表性的革新派右翼组织有：老壮会、犹存社、经纶学盟等。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亚洲，日本为摆脱变成西方殖民地的危机而实行维新、推行“欧化主义”。盲目“入欧”所带来的价值观的崩溃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促使右翼组织及其右翼思潮产生的历史前提与社会基础。当时右翼组织的活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这股“脱亚入欧”风潮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作为日本社会的“底流”，右翼组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张扬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停止过。

所谓右翼的“道统”是指，对内坚持与腐败的政党、阻碍国民自由与平等的官僚、垄断利润的财阀进行坚决的斗争；对外主张亚细亚主义。这是战前日本右翼在对内、对外认识上的一个特征。因此，在战前的日本，虽然亚细亚主义者不一定都是右翼，但右翼人士一般都是亚细亚主义者。变革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现行体制、实现亚洲国家的维新是日本右翼的美好理想。可以说，在反体制、反资本主义、主张维新这点上，左、右两翼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当日本的利益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右翼的美好理想便被日本的现实利益所取代。于是，右翼的狭隘性便显露出来。而且，右翼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极力反对。所以，右翼从来不使用“革命”一词，而用“维新”取而代之。天皇主义、日本主义、三反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亚细亚主义是日本右翼的传统思想与理念。战前右翼崇尚以天皇为中心、一君万民的政治制度，对日本自古以来君民一体、以农本主义为特征的国体情有独衷。他们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吞食亚洲，强调东方文化的正统性。尽管后来亚细亚主义被日本统治者利用来作为侵略亚洲的意识形态，但亚细亚主义者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过程中对亚洲传统文化的倡导与维护仍然在近代亚洲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3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都非常严峻，右翼组织开始走向极端，从组织到思想均被体制化，右翼的道统不复存在。日本战败后，右翼组织受到彻底的摧毁。战后初期其活动有所收敛，但进入50年代后，随着美苏冷战体制的形成，其组织得以复活并具有极强的反苏、反共、亲美特征。50～60年代，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势力为了利用右翼组织中的暴力团体来对付左翼而与右翼相瓜葛。复活后的右翼为了制定“自主宪法”采取了反苏、反共、重新武装的政治主张，并开始支持保守政权的亲美路线，一改右翼反美、反体制的传统方针路线。战后右翼组织的发展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⑴1945～1951年，旧右翼团体崩溃，新兴反共右翼运动兴起。⑵1952～1960年，旧右翼团体复活，右翼运动呈多样化。⑶1960～1970年，暴力主义倾向提高，“民族防卫论”出台。⑷1970～1980年，“新右翼”登场，反美、反体制倾向加强。新右翼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并与民族主义主张相呼应。1972年3月，原生学联书记铃木邦男在东京组建了“一水会”，新右翼正式登上战后日本政治的舞台。他们提出了“打倒YP体制”（Y指雅尔塔协定、P指波茨坦公告）的激进主张，倡导反美、反苏、“回归日本民族”、“反体制、国家革新”等思想，并与战后初期的右翼组织划清了界限。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自立与迅速发展是新右翼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就“反体制”一点而言，新右翼继承了战前传统右翼的“道统”。但就右翼组织整体而言，其内部对于理念模式及行为准则并无共识。右翼组织诚意塾把现代日本右翼思想概括为：皇道主义、民族主义、和平主义。他们认为，就右翼思想的基本概念而言，新、旧右翼之间的想法是相通的，只是国际认识有所不同。例如，战前右翼的关注点在亚洲，而战后右翼的关注点则面向全世界。

目前，日本的右翼组织成分比较复杂，据1972年的《右翼关系团体要览》统计，日本右翼组织中，50人以下的团体占63%，100人以上的团体占15%。超过1万人的右翼团体只有5个：国乃础、国柱会、新日协、健青会、乡友联盟。到1992年6月止，正式统计的右翼、民族派団体大约有840个，总人数约12.5万人。其中，“行动右翼”大约有50个団体、2万人左右。

近年，日本右翼最大的变化是一批新右翼组织、宗教右翼组织以及右翼暴力团体的成立。它使右翼阵营在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传统化”、“大众化”、“极端化”3种发展趋势。主要的新右翼组织：生长之家学生会全国联合会、日本青年协议会、一水会、日本学生同盟、大日本赤诚会、新生亚细亚青年集团、反宪法学生委员会全国联合、国家社会主义者同盟、四宫政治文化研究所、国防问题研究会、兴亚青年协议会、新民族主义青年同盟、三岛由纪夫研究会等。这些新右翼组织与战后初期的亲美、反共、反华的右翼组织不同，他们追求思想上的主体性，主张回归传统、恢复右翼“道统”。新右翼与传统右翼不仅在反苏、反共上一致，就连在反美上也一致。新右翼制定的路线与战后初期的“亲美反共”路线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打倒Y、P体制”是新右翼的基本理念。根据这一理念，现在的宪法、体制、财界以及日本安保条约均在被否定之列。反美、反体制、反权力、反资本是新右翼的特色。可以说，新右翼真正地继承了传统右翼的“道统”。铃木邦男是新右翼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叛逆的神话》是其代表作。主要的宗教右翼组织：生长之家、神社本厅、靖国神社。宗教右翼与以前的右翼组织有所不同，他们组织严密、资金充裕并具有高超的活动手法。宗教右翼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发动群众”。在这些右翼暴力团体中，兵库县的五代目山口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

进入80年代以来，右翼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有合流的趋势。首先，“新右翼”的出现使战后缺乏思想的右翼组织向传统回归。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试图以死来唤起自卫队的崛起以及右翼阵营在精神上的追求。日本右翼把三岛的行为看成是烈士的“义举”，并赞颂这种“三岛精神”。所谓“三岛精神”就是日本右翼的传统精神，即反体制、反美、反共精神。三岛认为，自卫队保护的是“否定自己的宪法”，但却服从这一屈辱的命令不做任何反抗，这让他感到悲伤、激愤。80年代以来，右翼势力与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结合使右翼获得“新生”。

右翼阵营在组织上与思想上的整合目前仍在进行之中。尤其是面对思想上的“空心化”问题，新右翼与宗教右翼都在尽量努力弥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右翼的传统思想特征“赞美天皇制”受到时代的挑战。右翼组织自身也认识到他们对天皇制的崇拜过于僵化和形式化。因为他们拼命要保护的天皇已经是实行了“皇室革命”的天皇。最让右翼受刺激的是天皇在“朝礼”上常说的一句话:“我与大家一起遵守宪法……”。右翼的最终目的就是改宪、确立天皇的绝对领导地位。但是，连天皇自己都承认了宪法的正统性，这确实让日本右翼苦恼，他们在理念上面临新的抉择、在思想上处于仿徨之中。

日本右翼组织合法活动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街头宣传，二是提出请愿书与抗议书。但是，右翼组织、特别是那些由暴力团体转化来的右翼组织根本不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他们或改装宣传车、或故意制造噪音，而警察又往往放纵他们。近些年来，日本右翼组织活动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推进国旗、国歌法制化的进程，对不法官员、品质不佳的企业、金融机构施加压力等。右翼组织在社会不公现象面前，有时确实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但在诸如领土问题上，有时却显示出盲目的极端特性。

从总体上看，近些年来右翼组织对日本政局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⑴“宗教右翼”推动“元号法制化”。⑵右翼组织发动的“群众运动”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土壤。⑶右翼势力推动“改宪”进程加快发展。

近年来，日本的宗教右翼所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大。如在推动元号法制化的过程中，生长之家与神社本厅、日本遗族会协作，首先设法使“元号法”在地方议会通过。然后，采取地方包围中央的手法再迫使国会通过。1976年日本举行天皇在位50周年纪念仪式，以此为契机，右翼组织打算强化天皇制。自民党右派也乐此跟进。1972年自民党成立了“关于元号的小委员会”。1975年，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回答问题时就提到“打算讨论昭和之后设置元号的问题”。这样，就使元号法制化成为政治问题。在右翼组织与自民党内右派的共同推动下，1979年6月日本国会终于通过了“元号法”。

另外，以历史教科书、历史认识问题为核心，右翼组织的活动也极其频繁。他们不仅在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发挥影响作用，而且其大量的活动与宣传为日本政治右倾化提供了温床。1982年当日本政府答应修改教科书中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部分时就遭到右翼势力的坚决反对。在中国、韩国对此进行批评时，右翼势力说这是“干涉内政”。同时，右翼组织还攻击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是“谢罪外交”。1976年，推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的右翼团体“慰祭英灵会”成立，10年后的1986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二战后第一位以现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总理。小泉上台不到2年，就曾3次参拜靖国神社，其目的就是为了讨好右翼势力及保守势力，从“遗族会”方面拉选票。除上述推动元号法制化及促成日本政治右倾化外，右翼势力的“大手笔”就是推动“改宪”进程的快速发展。

右翼势力于1981年成立了“保卫日本国民会议”。议长是加濑俊一，运营委员长是黛敏郎。该右翼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修改宪法，拥有军队、向海外派兵、实施集体自卫权。该组织的活动手法是“发动群众”、诉诸舆论，即开展“草根”保守运动。他们企图通过控制国民投票来影响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最终达到在国会通过改宪议案的目的。右翼势力的努力对日本政局的影响是明显的。1981年10月，有280名议员参加的“自主宪法期成同盟”（会长岸信介）发表了“第一次宪法修正案”，鼓吹部分修改日本宪法。1982年5月“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又召开研讨会，在公开场合挑起关于改宪的大论战。同年11月，“改宪论”者中曾根康弘登上总理宝座。1983年1月，在自民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通过“改宪决议”。1985年11月，自民党抛出了修改宪法的“新政策纲领”。提出“我党历来将自主宪法的制定即自主地修改宪法作为立党之本。今后将继续坚持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的原则，随着时代的变迁推进对现行宪法的修改及探讨”的主张。进入90年代后日本改宪的步伐加快，首先是在1992年6月通过了“PKO法案”，实现了向海外派兵的愿望；“9·11”之后又通过了“恐怖3法案”，在“集体自卫权”上向前跨越一步；小泉内阁及其新保守主义者们积极推动在国会上通过“有事法案”，争取使日本获得战争权力。右翼势力追求的目标——改宪、拥有正规军、享有集体自卫权等在自民党政权下正逐步实现。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就称日本宪法为“麦克阿瑟宪法”。军界也有人认为，日本如果没有进攻能力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国家。右翼势力与民族主义者强烈地影响着日本政局的走向。5月3日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改宪派”在东京召开大会，发表了一个“新宪法草案”。该草案有两个基本点：一点是明确认定天皇是日本的国家元首。另一点是“保有国防军”。而以共产党和社民党为首的“护宪派”决意要使“有事法案”成为废案，他们认为“有事法”就是“战争法”。当天，中曾根康弘与宫泽喜一两位前首相接受电视访谈时都表示，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容忍行使部分“集体自卫权”。其理由是美国为“保护日本的安全”而作战时，日本理所当然地应该“帮忙”。

综上所述，在近百年的右翼发展史上，其阶段性的特征各有不同。作为“原点”的右翼思想，其出发点是继续维新、“二次革命”。战前右翼组织的主要理论指导思想是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反体制、倡导天皇主义、亚细亚主义。右翼思想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战后初期的50～60年代，右翼组织缺乏思想性、丢掉了右翼的“道统”。这也许是三岛由纪夫自杀的最根本原因。70年代产生的新右翼以及宗教右翼在某种程度上找回了一些传统右翼的“感觉”，但右翼组织中暴力团体活动的负面影响使右翼组织缺乏思想的特征更显突出。战后右翼阵营中象战前那种反体制的国家主义团体与“志士”很少见，右翼组织已经成为保守统治层的“别动队”。右翼势力与统治阶层在思想上的共鸣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根本原因。右翼势力与日本政界新保守势力的结合将左右日本政治的现状与未来，并对今后日本的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导航”性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深入研究为什么二者能一拍即合? 战后50多年来，日本一直在美国的占领和“保护”下，其文化与外交的主体性无法发挥，右翼组织强调保护日本文化的主体性、政界的新保守主义者呼吁要从“附属外交”走向“独立外交”。对民族利益的共同追求以及确保日本在亚洲的主导权是二者之间的结合点。